小型科技與未來廢墟

數位科技的前景往往體現於規模或尺度（scale）上。在1990年代，串聯這個世界的並不是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基礎建設，而是動用美國最高國防預算，砸大錢建造出的超級高速公路（superhighway）。^[1]到了社群媒體時代，「規模」以動詞之姿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少人心懷嚮往地觀賞《社群網戰》（The Social Network）這部電影，希望自己也能想出可以讓「不夠酷」的一百萬美金翻倍再翻倍，一舉成為「酷的」十億美金的好點子。^[2]一旦那些龐大的平台都就定位了，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人們是這樣說的。社會可能獲得解放。人民革命可能興起。全新的創造力，無論是天然或人工的，都有可能大鳴大放。

今日，有一種觀察幾乎已成了無新意的老梗：過去對於網際網路初始階段具有的顛覆性所做的誇大預測，蒙蔽了既存權力結構的強化和超大型監控及剝削系統的成長。人們面對那樣的災難，總是禁不住想在小的、DIY的、在地的之中尋求寄託。由於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複雜的文化表現，這種朝向微型世界的退卻值得我們深思——也理應受質疑。本篇對談記錄了2023台北雙年展參展藝術家唐納天、學者胡彤暉，以及編輯施維麟（William Smith）針對規模與尺度的種種技術所交換的想法。（以下內容已經過編輯，以求篇幅簡潔、語意清晰。）

施維麟（以下簡稱「施」）：希朵．史岱爾（Hito Steyerl）近期的著述介紹了人工智慧和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的發展概況。她認為，人們對於這些新的同質化、總體化系統的抗拒，可以從規模這層關係來思考，尤其是人們傾向於在更小型的科技生態系統與經濟制度中找尋替代方案。這次對談的開場，我想先聽聽各位對以下這段史岱爾結論的看法：

「我們為何不轉向去觀望另一個未來呢？一個適應力很強的小型科技時代，一種運用最低限度可行配置（minimum viable configuration），以再生能源為動力，且不需要對數位生產工具進行盜取、剝削，或施以壟斷手段的科技？這意味著我們要擺脫對未來的一種迷思，亦即，未來是由某種金字塔式數位寡頭體制所主導，而且是由隱身其中的微型工作者（micro workers）^[1]的勞動支撐著這種體制的運作，這樣的體制中，受到操縱的關聯性取代了因果效應。」

胡彤暉（以下簡稱「胡」）：首先我想表達的是，網際網路普世主義一直是個有瑕疵的思維模式。2013年，緊接在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提出指控後，^[2]巴西總統迪爾瑪 ．羅塞夫（ Dilma Rousseff）宣布一個替代性的金磚國家（BRICS）^[3]網路，來制衡那個所有數據包都要經由北半球國家的咽喉點（choke point）^[4]的網際網路。金磚國家的電纜線本來計劃要從俄羅斯的海參崴拉到巴西的福塔萊薩，總長三萬四千公里，但從未完工，即便如此，這項計畫讓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面向：網際網路已經開始崩裂了。我們慢慢脫離要透過全球規模的網際網路才能相互串聯的想法，轉向由若干較小型網際網路構成的世界。有些國家的網際網路可能導致更專制的體制，有些則可能催生出更完善的勞動法規。

史岱爾在討論的降尺度（downscaling），是一個誘人而且具有影響力的觀點。我在《數位呆滯》（Digital Lethargy）一書中提到，我遇過一些對於女性在結構體制中的平權議題相當關注的人曾拋出這樣的問題：是不是該試想一個伺服器不是全年無休地在提供服務？一個不會出現「500錯誤」這類伺服器發生錯誤的代碼，不會因為無法被使用而需要道歉的伺服器？《低科技雜誌》（ Low-Tech Magazine）也提過類似想法：一個靠太陽能運作的伺服器，當太陽下山就停止運作。

但我認為，這種縮小規模的做法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均不可行。這感覺太接近在重溫1980、1990年代小規模的、DIY反文化的網際網路。對於那些已加速進入未來的人，那些困在數位供應鏈的人，早已無法回頭。時光是不會倒流的。

唐納天（以下簡稱「唐」）：我們正在擺脫把人類與機器拿來做比較的二元表述。這種二元的對立性正在逐漸消失，進入失序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中，人類與機器是在同一個層級上運作，我想這並不必然是件壞事。這沒有好壞之分，現實情況就是如此。是何種空間允許這種情況發生？這是如何體現在更廣泛的文化發展當中？這是一個內容豐富、值得探索的領域。

胡：沒有錯。我們都不想再去談「網際網路對我們做了哪些好事」這種老掉牙的譴責。去探索已經發生的事，才更有意思。我們一方面看到機器人試圖模仿人類的行為，另一方面也看到有的人類活得像個機器人。至少所謂的「呆滯」（lethargy）可以是在談，由此產生的一種非人的、缺乏或不想擁有人格特性的感覺。

今日人們強烈渴望從人工智慧中找到人性的救贖——-找回我們所眷戀的人性；有自由意志的人，就像小布希所說的「做決定的人」（decider）^[5]。但是這些關於人的概念受到種族歷史的影響而變質了。我在《數位呆滯》一書中提出一項反直覺的問題：向機器人靠攏、全面接受機器人，意味著什麼？對我而言，這個問題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與其從機器的崛起中把人類拯救出來，我反倒比較想把人類當作已經存在很久的機器人來理解，並試著理解這樣的切入點能夠發展出什麼。

唐：我們往往認為科技是最終解決方案，是一種有效的決定論過程，但事實上不一定非得如此。你如何區分科技決定論式和非科技決定論式的DIY文化？史岱爾希望我們不再執著於對未來的某個特定想法。這其中是否有一部分用意是在呼籲每個人都運用小型科技，一部分是在談想像的力量？

胡：你說的沒錯，確實是這樣；我同意這裡提到的「放下執念」的假定。但另一方面，我教的是人文學科，這個領域的一貫態度是，書籍與藝術作品有助於我們想像另一種未來。我知道這樣說不會得到太多認同，但是，運用想像力去找出其他的可能性，這方法過於簡單，並且會讓體制改變發生的時間點往後推。我不否認科學的幻想或理論在推想及思辨這方面能夠發揮的力量，但我也擔心想像力有時只是為了讓我們脫困。這些思想家希望我們去「想像」的另一種未來，或許已經存在當下這個世界裡，甚至是過去。

我發現藝術家史蒂芬妮．丁金斯（Stephanie Dinkins）提出的「非洲現在主義」（Afro-now-ism）宣言很適合用來思考未來性（futurity）。正如文化理論學者卡拉．基林（Kara Keeling）所言，許多黑人研究的內容都告訴我們，那些看似關乎未來的藝術創作，其實是在表述存在當下的不和諧，要在當下發揮作用。那是我們在想像中需要的迫切性。

唐：有一派科幻作品的風格一直吸引著我，它藉由臆測未來的現實情況來處理現在，甚至是過去。我特別想提的是（美國科幻小說作家）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小說所散發出的那種心有戚戚焉的特質，它很容易被理解為是在描述（舊金山）灣區某個嗑了太多迷幻藥的怪胎那疲憊不堪卻又聰穎的心智狀態。另外還有（英國作家）詹姆斯．巴拉德（J.G. Ballard），他的著作總是用一種詭譎怪異的方式揉入「死亡本能」（death drive）^[1]的概念──這是我唯一能想到用來形容的詞──去接受遠遠超出人類舒適概念的處境。我認為，他童年時期在上海成為戰俘的經歷，深深影響他的作品風格。此外，我一直試著想出一段簡練易懂的「電梯簡報」（elevator pitch）^[2]，來描述我最近正在創作的裝置。方法之一是：假設我回到了五十或一百年前，那麼我要如何用那時在使用的同類技術當作聯想的基礎，來向這些古人描述當今世界的現況？

如果你是活在一百年前的人，然後穿越時空到了某個未來，你會無法理解（那個未來的）人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而由於那種互動是無形的，是習以為常而變得無感的，因此需要花大量的力氣去解釋。那麼，用那些比今日的技術還更早出現的技術有可能解釋得了這些無形的互動嗎？

我最近在鑽研園林傳統和所謂的微山水傳統，例如盆栽和文人石。這些都是來自工業化之前的社會傳統與文化，在技術和本體論的層面上，都有著與世界截然不同的關係。

所謂的「技術」或「科技」，並沒有一個普世通用的定義。我在研究的傳統形式為我們提供不一樣的技術視角，這與一般認知裡的傳統形式有所不同。而我嘗試在此脈絡中定位自己的作品時，會浮現的問題之一是「規模比例」的關係。如今，當我們在思考微縮模型，會想到它與這種縮小感的關係，換言之，就是微型化（miniaturization），我們會想到電路板，想到摩爾定律（Moore’s Law），這些都離不開盡可能縮小規模的問題。

你可能會認為，我目前研究的這些東亞的傳統當中，根本就不存在「微縮模型」這項概念。人們並不以「縮小的」或「小型的」字眼來描述盆栽或園林。盆栽的字面意思就是「栽種在盆裡的植物」。這個詞與我們今日所理解的縮減或微縮模型毫無關聯。我想要對尺度提出一個對等的理解，藉此擺脫一般用以處理科技的單一模式。

胡：這令人聯想到（哲學家）許煜關於技術多樣性（technodiversity）的著述——中醫學即另一種宇宙論。科技不僅僅是插上電源的電路。我想說的是，科技，或者說技術，無處不在。像是栽培的技術、示意的技術。

你提到盆栽，讓我意識到我需要談一下另一種尺度概念。伊姆斯夫婦（Charles and Ray Eames）製作的短片《十的次方》（Powers of Ten），用像望遠鏡般可以伸縮的視角來傳達尺度的概念。我小時候看過這部短片，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尺度這個概念。我想很多人也跟我一樣。

唐：那是一部很有指標性的影片，展現出現代主義對尺度的理解。它採取一個奇特的視角，在數學空間中，一切都可以獲得描述或抽象化，都能經過計算而後化為整數。這部影片藉由把畫面中的拍攝體拉近或推遠，最終把尺度的意涵具體化。

還有一種更有彈性的思考尺度的方式，這在流行文化中有運用到。早期的哥吉拉電影裡，你會看到一隻巨大的怪獸在城市裡亂竄，把建築物撞毀。你可以完全沉醉在那樣的電影裡，即使心裡很明白，那只是某個人穿著道具服裝，踩踏著道具模型。你很清楚這些事物的實際尺寸，但心照不宣，讓自己沉浸在眼前所見的奇觀當中。我們能夠接受事物在無向量的尺度上更具彈性的關係。與《十的次方》同一時期，這類電影也蓬勃發展起來，彼此形成某種對位關係，這或許並非巧合。

胡：我最近一次的類似體驗是在德國漢堡，那裡有個叫做「微縮景觀世界」（Miniatur Wunderland）的地方。它起初只是一個鐵路模型展，後來規模越來越大，目前已搭完一座機場，跑道上有一台引擎失火的飛機，以及朝著飛機奔馳的消防車。同時它也有一部分令人感覺了無新意，像是火車經過的沿途風景依照慣例都是世界各地的知名景點，和拉斯維加斯的作法如出一轍。

施：人類學家安清（Anna Tsing）曾撰文批判規模的概念——或者說規模的思考方式，而《十的次方》或許已將這一點形象化。安清討論的是，為何在擴大規模方面看似一帆風順的資本主義體制，實際上卻造成浪費並導致功能失調。以下引述她的一段話：

即使具有可擴縮性（scalability）的技術不斷進步，在我們這個時代，可擴縮性創造世界的魅力仍在逐漸消散。可擴縮性蔓延開來——它不斷遭遺棄，留下一堆廢墟。我們需要一種非擴縮性理論，來處理可擴縮性遺留的那些堆積如山的廢墟。

胡：在我看來，這說明了順利擴張的迷思，也多少說明了《十的次方》。如果你想看到這類迷思，冷戰時期的技術官僚脈絡就是一種無限擴張意識形態的絕佳實例。它就是順暢無比。

在我們當下所處的這個時間點上，近代對於無限擴張的大夢似乎已經結束了，在資源和成長方面，我們都無法再有更多的突破了。在那個大夢裡，廢墟和失調功能展現的方式很有趣。當中國、愛爾蘭或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每次危機之後，都有大量的住宅大樓變成空屋。這些都是尺度大夢的廢墟，一個幻想可以無限擴展和創造空間的大夢。

我曾有一本指南，是教讀者在搭乘橫跨美國的飛機時，如何在航程中辨識地面的景觀。從空中俯瞰，廢棄的郊區猶如諸多怪異、彎曲的線條，重現了大自然。

另一個你和我都曾撰文寫過的建築形式是碉堡，這也是另一種廢墟，從來沒能擴大到星球等級的戰爭，（藝術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就曾說過類似的話。

唐：我認為，碉堡與（藝術家）羅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筆下的廢墟特別相關。他稱某些工業景觀為「反向廢墟」（ruins in reverse）——而碉堡似乎是這個準則下最典型的範例——它們在建成之前就已經注定會變成廢墟了。人們建造它們的目的並非希望它們持久存在，但它們最終卻非常持久。在維希留的《碉堡考古學》（Bunker Archaeology）一書中，有一些精采的段落在說明碉堡為何沒有地基——這是碉堡和城堡的不同。城堡有地基，注定要屹立數千年，反觀碉堡則只靠大量的水泥作為它的結構體。如今你若造訪大西洋壁壘（Atlantic Wall）^[1]所在的海灘，會看到許多早已頹圮，彷彿飄浮在海岸邊的碉堡。碉堡在建成之前就已被認為是廢墟，這預示了今日這些碉堡的實際狀態。

我對晶片製造的思考方式也很類似，這是來自淘汰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在一個截然不同的規模尺度上，晶片也算是越堆越高、越堆越多的廢墟。晶片不斷地過時，舊的晶片不斷被替換。從它們預示自身的淘汰來看，晶片結構本身即為某種廢墟。

數據本身與處理數據的物質條件之間的關係也相當有趣。所有人都把數據和虛擬世界看作虛無縹緲的抽象概念，但這些都與隱蔽但具有實體的邏輯運算設施有關，例如那些龐大但不起眼的資料中心，或是那絕美的荒地，蘊藏著對我們的手機電池而言相當重要的鋰礦。唯有從飛機上俯瞰，才能看到這些「超大規模」設施的全貌。如此龐大的運作，使一切都變得抽象化；而當它們以由上而下的視角重現時，某種模糊的非向量關係始終存在。在我為本屆台北雙年展的裝置作品所繪製的圖像中，任何既定形式的相對尺寸都帶有這種模糊性。我們嘗試設置多個觀察位置，以便在實際的裝置中凸顯出這種模糊感，而其中一個觀察位置就是從通往二樓的陽台俯瞰下來。（中譯：王聖智，審校：沈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