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思考我（超過70載）的人生時，我發現每當自己親近生命和自然，就會覺得更靠近一種與希望、意義、快樂和智慧共生的狀態。我也明白，自己唯有藉由比較小的環境、群體和「劑量」，才能有這種行事和感受方式。我經歷過最棒的那些對話，都是跟一個人的交談。多了幾個人，對話會失去一些東西，但可能獲得其他某些東西；這些也許具有增益的效果，但永遠不可能取代一對一的互動。無論如何，當交談者超過十人左右，對話所失去的就會多過它獲得的一切。享受自然、知曉自然，也是同樣的道理。當我們在大自然中走動或工作時，無論我們的視野有多寬廣，都只能透過小小的「劑量」--也就是說，我們能觸摸、嗅聞、傾聽、栽培的少許自然元素--來感受它、與它互動。
某日下午於台北雙年展的Music Room
享受美食的道理也一樣：吃太多會導致健康問題，少量進食總是比較健康。資訊和知識的道理也相同。一千年前，巴格達的阿拉伯蘇非1 哈拉吉（Hallaj）帶了一支笛子，在笛管中塞滿布料，然後開始吹奏。結果不是吹不出聲音，就是聲音難聽至極。他把布料拿掉，重新吹奏；優美的笛聲隨之縈繞周遭。他說，人的心智也是這樣運作的：如果你塞太多東西進去，它就會停止產生意義。基於這個原因，教學課程在設計上刻意在我們的心智中塞進太多零碎的事物，而其目的在於剝奪我們消化和創造意義的能力--就像肚子裡塞了太多東西，結果無法消化。
如果我們審視人生，會發現在大部分面向中，「小」會幫助我們更加享受生命，更能掌控自己的生活，獲得更深的體會，看到更大的格局，並與他人、文化和自然共同編織社會和心靈脈絡。在此我所指的小，包括尺寸、人數、資訊量、進食量，還有涉及速度的小。甘地有一句名言：「人生除了增加速度，還有更多其他東西。」小量的成長與生命的步調共譜和諧狀態；有機小黃瓜或有機蛋通常尺寸比較小，生長也比較慢。增加生命的速度通常反而會敗壞生命：生長快速的雞會產生食安問題，速食不是健康的食物；還有舉辦為期短短兩三天的研習會並於結束時頒發證書，簡直如鬧劇一般。 我想探討各種不同經驗，藉以反思「小」如何能療癒我們，讓我們走出我眼中那些存在於現代生活的敗壞面向。第一個面向與人類生活的制度化有關；制度化通常代表大型結構、大量的預算，以及在複雜官僚系統中工作的大量人員。與此相較，我想探看阿拉伯語「穆札瓦拉」（mujaawarah）一詞作為「療癒、滋養的媒介」，其意義何在。
「穆札瓦拉」的字面意義是「近鄰的聚集」。一個「穆札瓦拉」包含為數不多的成員，他們決定在一個小場所進行面對面集會，藉此處理（包括透過言語討論和行動實踐）他們生活中的某個小議題（這可能是食物、歌唱、說故事、釐清和理解某些事物的意義、探索周遭的自然和社區、氣候變遷、尋求與智慧和諧共存，或者探尋諸如官方教育、專業發展、馬桶等等現代發明的根源）。「穆札瓦拉」的最大特徵是它不具內部權力結構，也不受外在權威管控。它具有自主性，但與其他「穆札瓦拉」持續互動，互相滋養、支持。將生活的實際面向加以制度化，幾乎總是導致這些面向的精神和本質遭受戕害。雖然「穆札瓦拉」和所謂「制度」都屬於社會結構，但兩者徹底不同。「制度」通常大而複雜，需要許可、預算、組織；「穆札瓦拉」則非常簡單，是由人所「擁有」的。基於其本身特質，「穆札瓦拉」作為學習與社會行動的媒介，可說在所有方面都很小，唯一的可能例外是它的願景和靈魂（在此種群體中，人與人的互動以及人與生活的整體互動都含有大量的信任、喜悅、意義、真誠及相互滋養）。「穆札瓦拉」體現活力、希望、相互關懷、好客、尊嚴……等等，而其中沒有任何比較或垂直測量的成分。在「穆札瓦拉」中，那些具有制度性質的語彙（我指的是成功、失敗、進步、發展、證書、階級……等字眼）幾乎完全沒有意義。
在自我詰問、重新思考自身從制度所得為何等方面，有兩個時期對我產生的衝擊最大：一是1970年代，二是1987-1992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任何其他時期在我心中湧現那麼多希望、韌性、耐心、尊嚴、自治的決心以及好客的精神--這些元素都是我們的「武器」，我們力量的泉源。這兩個時期的共同特徵是制度弱化：第一個時期制度弱化的原因是1967年的戰爭2，在第二個時期則是因為以色列關閉各級學校之類的做法。在這兩個時期，我們這些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人在處理和管理日常事務方面只能依靠自己。這促使我們以直覺、自發、自主的方式形成小規模群體，這些群體由內部產生驅動力，不具內部權力，亦不受控於外部權力。這些小群體就是前述所稱的「穆札瓦拉」。在以色列佔領區，這種群體遍地開花（「穆札瓦拉」原本就存在於阿拉伯社區，不過在現代制度中遭受壓迫）。
因為孤立無助，我們反而驚訝地意識到我們可以做多少事、感受多少東西、付出多少關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仰賴自己，靠自己僅有的一切生活。我們發現了自身那些與內在免疫系統連結的力量泉源。兩個時期中，「穆札瓦拉」在我們的社區中形塑了學習與行動的媒介。這些小小的社會——政治——經濟性「生物」比大型組織或活動更令以色列害怕。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期間，自發性的鄰里委員會在各地紛紛出現（這些小社群負責公共農業、公共教學，以及在鄰里中共同管理日常生活事務），結果遭到以色列當局的極力打壓。 當年有個問題縈繞我內心許久：包括耶路撒冷在內，各地陸續舉辦國際會議，譴責以色列關閉學校的措施，但相較於這些會議，為什麼以色列對那些負責社區公共農業與教學的小委員會反應更加激烈，以更嚴苛的方式處置？為了終結那股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蔓延的精神，以色列甚至不惜訴諸死敵——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那些社區委員會到底有什麼讓以色列那麼懼怕？我唯一想得到的解釋是「媒介」這個部分。籌辦會議的媒介是官方專業人員，但社區委員會的運作媒介是那些在沒有權力因素介入的情況下，自力管理鄰里生活的人們。對想要控制人群心智和行動的當權者而言，一個個相互通連的小群體決定定期集會，做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那才是最危險的。
除了「穆札瓦拉」以外，還有一個深深根植於語言與文化的詞語「尤森」（yuhsen），這是一個具有療癒性質的概念，能讓人從許多敗壞、控制、撕裂我們的元素解脫出來。一般對於人的評量方式乃透過一條垂直線來衡量，而這需要大型組織、龐大的預算，以及大量的準備工作（例如國家考試），整個程序非常複雜，而且通常會讓人裡不清頭緒，偏離最根本的東西。因此，我一直試圖探索其他替代方案，設法找出一些更尊重人、更多元、更重視因果脈絡、更「非線性」的方案。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的思索一直沒有結果。後來在1997年間，我讀了一本1200年前寫成的阿拉伯文古書，書中提到伊瑪目阿里的一段睿智之言，讓我立刻覺得那正是比主流評量方式更有意義的做法。阿里認為，每個人均有其價值，而評量這份價值的方式不是透過一條垂直線，而是透過環境脈絡的衡量。他的具體陳述是：「一個人的價值在於他的『尤森』。」在阿拉伯文中，「尤森」一詞具有多種意義，包括「一個人擅長的事」、「美麗」、「有用」、「給予」、「尊重」等，而這些意義共同組成一個人的價值。「尤森」只有在小群體和真正的在地脈絡中才具備意義，這樣的特質使得這個概念與我藉由本文所想表達的觀點產生密切關聯。
最後，我想提一下我在巴勒斯坦比爾采特大學（Birzeit University）的經驗。我在該校任教多年，特別是在1970年代，當時它還只是一所僅有數百名學生的小型院校，但全世界卻受它啟發。這所院校的力量和價值源自自身內部以及它與周遭社會的關係。它吸引各方激進派思想家，諸如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等人。在所有我曾任職或長期合作過的大學中，1970年代的比爾采特是我在教育界的工作中最豐富、美好、真實、深刻，最富於生命力的經驗。那裡的環境溫暖好客，而且在所有方面都很小。它是一個小麥加，吸引來自巴勒斯坦全境的學生和年輕人，他們專程去到那裡，就為了跟老師、其他學生以及那個地方的精神互動。在那個年代，那裡沒有大門，不像現在那些需要身分識別証才能進入的場所。比爾采特大學在巴勒斯坦人的共同記憶中構成一份學習寶藏。它體現了當時在許多層面展現的反抗精神，包括在文化及社群工作相關領域。比爾采特的特色之一是「教」的部分不多，「學」的部分特別多；競爭不多，源自內心的想望很多；研究做得不多，尋找意義的精神卻非常高昂。它的歷史價值不只有不屈撓屢次被迫關校和遭受壓迫，更多的是憐憫、犧牲、勇氣和創造力。比爾采特與當時巴勒斯坦大環境的變遷之所以關係密切，原因就在於沒有嚴謹的結構和界線：行政單位、教師與學生之間沒有界線，大學與周遭社區之間也沒有界線。大學校舍與當地民居交錯在一起，學校位於小鎮中，與居民時時互動。若要描述這種精神，最好的詞彙莫過於「好客」，而通常這個字眼不太會讓人跟大學產生聯想。
今天我們在大多數社群中面臨的一項主要挑戰是如何重新獲得集體記憶的力量。集體記憶是人們手中握有的一項重要武器，而且每個社群都擁有它；集體記憶也是在社群中織造社會結構脈絡的基本要素。世界各地的小型社群雖然沒有任何種類的礦藏，但它們在經驗、記憶、故事、歷史、文化等方面擁有極其豐富的寶藏。只有在小型社群中，集體記憶才真正有意義。現代社會的人們與那些跟他們共享一塊土地和一份共同命運的人群之間顯得疏離，與一些遠在他方、未曾謀面的人反而連繫得多。
回顧1971年至今我做過的一切，只有那些以小群體為基礎的事才真正有意義：志願工作及數理研讀會（都是1970年代的事）、閱讀行動（1990年代）、阿拉伯教育論壇和「愛心事務」（Qalb el-Umoor）。近期則是與巴勒斯坦不同小團體合作，聚焦如何反抗心靈佔領，以及在思想、言語和行動上重拾智慧。
1. 指蘇非主義（伊斯蘭神秘主義）信徒。
2. 指1967年六月初以色列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發動的六日戰爭，又稱第三次以阿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方面亦稱六月戰爭。
中譯：徐麗松
編審：周安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