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紀念碑，紀念釐清的（不）可行性〉，2012，玻璃纖維雕塑、數位輸出文件、新聞剪報
這件作品的主題架構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已故台灣導演楊德昌所執導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本片與侯孝賢的〈悲情城市〉（1989）皆已成為記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1949–1987）的代表性電影。本片的故事背景設在1959到1961年間的台北市，內容則改編自一則真實故事：一位十五歲的女學生被她的同齡男友所殺害，這樁案件是1949年後台灣首宗少年殺人案。楊德昌以此片試圖再現一段刻意被忽略與遺忘的台灣歷史。他同時認為那件實際發生的謀殺案是社會結構與政治環境下無可避免的產物，而使用此事件做為敘事工具，來釐清存在於當時台灣社會的邏輯。
鄧兆旻的這件作品中的主要元素取材於影片中最後一個場景，以此建構出一件與真實尺寸相符的雕塑裝置。這個場景是受害過程的總結：一個被謀殺的女孩，與一個被塑造成大環境下的犧牲品的殺人犯。這場戲呈現了戲劇與逆常的辯證邏輯，所謂的進退兩難：在執行謀殺的行為中，主角嘗試重新從剝削他的環境中奪回主導權，但是這解脫的舉動終究帶來相反的結果，讓他最終落入了陷阱，成為結構中的獵物。
將這個「場景」以紀念碑的方式呈現的同時，也喚起了記憶政治的問題。在記憶邏輯與歷史敘事中、在不可避免的事實發生後仍為其背書的舉動中，是否存在相同的陷阱或是困境？在雕塑週圍的地板上，我們可以讀到遇害女孩的遺言：「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作品的另一部分包括了一系列的文件，以分析的角度解構電影的劇本，嘗試在結構上去了解「必然」與「同情」是如何被組構起來，引領故事向著最終高潮的謀殺段落前去；此外，同時也省思歷史過程中無主體結構與人類動力之間的關係。
鄧兆旻，1977年出生於台灣，現居住及工作於紐約和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