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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歐拉． 雅各

Paola YACOUB

近期被伊斯蘭國摧毀的古蹟影像，已引起文化上的震撼。《考古現場BEY002》以石材及砂礫的組合，作為1995年在貝魯特「烈士廣場」考古挖掘行動的重建圖繪。全球化美化了藝術實踐，自相矛盾地孵育出地理上的特殊性：扁平空間的神話已經坍塌。較少被注意，但卻十分重要的是，無論在何處，我們不僅「同時」生活著，也活在「同一時間」。因著我們行動的同時性意識，以及我們的時間軸與年表之間的互相連結，這件作品轉譯了年表的糾纏網絡。每個成功的文明：拜占庭、羅馬、希臘與波斯皆有其相符應的顏色。而地層延展進入了先於人類的古老過去，正如我們從考古學轉化至地質學。

男人與一些小孩捧著紅玫瑰出現在薩辛廣場附近的阿赫拉菲耶（Achrafieh）社區，他們成了貝魯特街頭上的不尋常裝飾。無人和他們說話，亦無人向他們買花。然而，每天早上，他們依舊捧著玫瑰花回到相同的地方。事實上，在2002年，大家害怕這些「花販」，並懷疑他們是敘利亞特務組織的成員。這些敘利亞人因此利用紅玫瑰這個已被建構的修辭符號作為街頭裝飾，這完全與反恐的背景有關。《大馬士革之花》的攝影作品在紅玫瑰的美麗、貝魯特的生活藝術，以及曾長久控制該城的敘利亞占領之間，捕捉到一種極端的張力。在《塔布之花》（Les Fleurs de Tarbes，1941）中，法國作家及出版家尚‧波朗（Jean Paulhan）對修辭和恐怖手段之間的關係做出詳細的描述，聲稱1930年代的法國文學圈是由恐怖手段所統治，旨在禁止修辭性的寫作。同時，波朗亦認為修辭學可作為恐怖主義者的技術。在敘利亞及黎巴嫩，任誰都知道這些介於修辭及恐怖手段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