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來，我寫過五個長篇小說。二十歲的時候，我寫了第一個，那是一個畸形戀愛的悲劇故事。時洪雪帆在上海四馬路辦現代書局，我投給他，他給我印了。那篇東西，實在很幼稚，以後我常自覺不好意思。初版兩千本售罄後，正欲修正重版，而雪帆逝世，現代關門，遂告絕版。第二個也寫的是一個戀愛故事，王統照先生拿去，把它在《青島民報》發表。南京書店擬收購其版權，因價未議妥，亦作罷論。這一篇，題名為《白棺》。
民國十六年，我在漢口親眼目睹了共產黨那一套以後，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記憶歷數年而猶新。二十年，我寫了我的第三個長篇《黑之面》。我以為共產黨是屬於「光明的反面」的東西，必無前途可言。但在技巧方面，我卻並不滿意這一篇。過了些時候，逕把它付之一炬。
二十六年春天，我在徐州，寫了《突圍》。描述「一二八事變」時，一群小公務員自南京疏散洛陽的情形，目的在鼓吹對日抗戰。脫稿後，我寄給住在上海的一位文藝工作者。（這個人現在在偽紅朝已是部長級的人物，我倒不願意提及他的大名了。）接著七七開始全面抗戰，我投入戰區工作，輾轉到後方，也顧不到它的命運如何了。
三十年夏間，我在重慶武庫街世界書局的櫥窗裡，發現這本書已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立購二十本分贈親友。我自己比較喜歡這一個，但多年來，我也沒有這一本書了。
三十七年冬，避赤禍來臺，所業尋敗，而老妻又病廢，我的生活頓陷於有生以來最為無聊的景況。回憶過去種種，都如一夢。而其中最大一個創傷，卻是許多人同樣遭遇的那「國破家亡」的況味。由於三十年來所親見親聞的若干事實，我想我應當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我將我整串的回憶，加上剪裁和穿插，便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即於每晨四時起身，寫兩三個鐘點，四個月內從無一日間斷，我的第五個長篇，便於四十一年歲首草草完成了。
據書業統計，新文藝小說遠沒有章回體小說的銷路好。照我個人推想，其原因有二：（一）章回體採用純中國文的句法和章法，雅俗共賞，為大多數讀者所接受。（二）以故事的情節發展，引人入勝，真正為讀者達到消閒的目的。小說舊原稱「閒書」。
我想，假如文藝不能不有其宣傳的目的，而出版也原是一種商業的話，則這個銷路問題應當是著作者本身所不容忽略的。利用他消閒的目的，達成我宣傳的目的。特別是在自由與奴役尖銳鬥爭的現代的今天，作為一個政治目的，文藝作家不能再忽視那更多的讀者了。你吝於給他必要的讀物，那些黃色黑色以及各種不正當顏色的東西，便會乘虛而入，佔盡你的上風。
因此，我儘量採取了章回體的長處，最後還加上對仗回目，以期更適合多數讀者的興趣。雖然我所寫的並不是純粹的章回體，但我已在有意地朝那一方向走。至其效果如何，就非我所知了。
本書，從一個大姓家族的衰微和沒落，寫出那一時期的社會病態。而此種病態，正是共產黨的溫床，它由此鑽隙而出。這樣，你總可以想像這裡邊都是些什麼角色了：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妓女，土匪，墮落文士，日本軍人和浪人，以及許許多多雞鳴狗盜的小人物。他們與共產黨直接間接的勾結，有意無意的配合，有形無形的進攻，這就危害了中華民國。自然，共產黨的現形，是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而我所描寫的這一角落，祇是一個土匪集團。但舉一隅而窺全豹，我想，這也夠了。
這裡邊幾乎沒有什麼正派的人物。我勉強以方八姑這個死硬派（國民黨員）代表民族正氣，給人留一線希望。可惜她孤軍作戰，力量太薄弱，反被這一逆流所吞沒。但就今日的形勢而言，這觀點倒依然是正確的。現在談反共，就不能不承認國民黨的領導，這是一個實際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至於老姨奶奶西門氏和小梧莊的曹老頭，在作者筆下，實在是無意中得來的兩個善良的靈魂。但讀者自會明白，他們比較方八姑更孤立，更軟弱。因而老姨奶奶雖有一個自己的菩薩，最後也還得仰仗白綾三尺，以求解脫。那曹老頭的結果為何，真也無須再說了。
本書既脫稿，我還以為像從前一樣，立時便可以找得到一個出版的地方。試探一下，始知大謬不然。這個地方，大多數文藝作品都由作家自費出版，而我正好無此準備。因此一擱數年。現在，世界反共形勢已較前數年更有進步，而自由中國且已瀕反攻前夕。是本書之問世，已不容再緩。茲承友好之助，先印五百本，分贈各方，以為紀念。留有紙型，以後隨時可以正式出版。
本書原名「旋風」，因見坊間有同名之書，乃改題今名。相傳顓頊有不肖子曰檮杌。檮杌者，可憎之斯木也。我想，那大約和莊子所說的「樗」一樣，原是一種寓言。故又以為惡獸。楚之史為檮杌，紀惡以為戒也。《說部》有〈檮杌閒評〉，記魏忠賢與客氏之罪惡，亦隱寓勸善之意。本書作者，方當知命之年。回憶半生淪落，亟懺悔之不暇。懷文章敦厚之旨，固無意宣揚穢德。茲篇之作，亦本「紀惡以為戒也」之意云爾。
中華民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於臺南東門寄廬
（本文原刊載於《今檮杌傳》，1959年，臺南：春雨樓。現亦收錄於《旋風》增訂版，臺北：九歌，2009年，頁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