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傳説中相傳有一種名叫「檮杌」的怪獸。檮杌典出《神異經》，這種怪獸外表怪誕，本性凶劣，且好鬥不懈：
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性喜鬥狠。
隨著時間流變，「檮杌」形象逐漸由怪獸轉爲有魔性的惡人。在《左傳》裡：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史記》則謂：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
如此，「檮杌」的意象是也可以是一種人與非人的混合，法律及道德對其束手無策。人與惡獸被認為是互為表裡，這一來便模糊了人性所賴以維繫的文化及倫理界限。更耐人尋思的是，「檮杌」也是歷史的代稱。是故在《孟子》裡，檮杌」已被視爲史書的一種：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除此，「檮杌」又是古代南方楚地的神話怪獸，相傳有趨吉避凶的能力，楚地陵墓因以為鎮墓獸之一。《湘東紀聞》曰：
檮杌之獸，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輒逃匿。史以示往來，故名檮杌。
到了晚明，「檮杌」又被像《檮杌閒評》這樣的作品援引，用以貶斥當代奸佞的惡行劣跡。在此「檮杌」既是對歷史的投射，也可延伸爲説書人對小説地位的反省。作爲稗官野史，小説原來是等而下之的文類。但在記錄惡人惡事、以爲後之來者戒的媒介，小説因其（像檮杌般）幻魅多變的特質，反而有了不可思議的，敷衍正邪的能力。
「檮杌」由怪獸、到魔頭、惡人、史書、小説的轉變，是足以説明中國文明對歷史、暴力、敍事想像的一端。有鑒於歷史中的暴力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尋思：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記錄，或者竟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關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 這些問題到了二十世紀變得更爲迫切。因爲在一個嚮往啓蒙革命的世紀裡，暴力的怪獸早以更細膩的方式，深入我們生活的肌理間，而我們卻可能居之不疑。環顧此時此地，我們有可能已經成爲一種龐大的怪獸的一部分了麽？
在歷史所紀之惡中，我們驚覺那些非人的獸行其實往往都是人為之過；人性向善的掙扎，處處有著怪獸的陰影。但也正因檮杌的殘酷及曖昧性，我們才更有必要與其周旋。就此而言，歷史只能以負面形式展現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惡的記憶為前提，藉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揚善是歷史的預設及終點，但填充文本的歷史經驗卻反證了善的有效及可行性。歷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弔詭地成為集惡之大成的見證。
我對「檮杌」一辭所作的推論，靈感主要來自於五○年代台灣作家姜貴（1908-1980）。姜貴的小説《旋風》原名即為《今檮杌傳》（1957）。姜貴的靈感來自清初作家李清的《檮杌閑評》；也可能帶有民國初年錢錫寳《檮杌萃編》的影響。對姜貴而言，歷史（或者說是檮杌）充斥著亂臣賊子，暴行惡跡的記錄，而歷史書寫的目的之一，正是要透過這些記錄以警惕後之來者，免於重蹈覆轍。姜貴從大陸到台灣的經驗，促使他以小説為媒介，反思歷史，「紀惡以爲戒」。但姜貴的台灣經驗只是二十世紀中期世界經驗的一個環節，而小説也只是衆多不同文化媒介中的一種。二十世紀有太多的藝術形式也同樣面對歷史暴虐，作出種種對惡的想象和呈現。
台灣作爲現代歷史興起的現場之一，四百年來曾經見證太多動盪。這裡曾是原住民、移民者、法外強徒此消彼長的草萊之地，也是荷蘭、英國、葡萄牙、西班牙、日本等殖民勢力覬覦的所在；是明鄭遺民的反清基地，也是殖民現代性的試驗對象；是意識形態政權爭執的焦點，也是暴虐和創傷的淵藪；是西人眼中的「美麗之島」，也是作家吳濁流筆下的「亞細亞孤兒」。台灣的歷史經驗如此複雜，適足以作爲觀察、反思、呈現歷史現代性與怪獸性的舞臺。
「檮杌」在它的譜系學裡既是怪獸魑魅、惡人惡行，但也同時是歷史、是小説，是對這些惡行的警示與記錄。而到了新世紀，「檮杌」的想象更投射在種種新興藝術和媒體中。正因爲「檮杌」變化多端，我們才得以了解人與非人間的搏鬥，如何矛盾反覆。而當歷史、文學、或藝術以「檮杌」為名，無形托出了一種文明內蘊的矛盾。它提醒我們，每當我們開始建構過去，往往便得先自暴惡的根源；善的追求成為無限延後的目標。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告訴我們：「所有關於文明的歷史紀錄，也同時是關於野蠻的歷史紀錄。」我們人類的每一代都見證、抗拒，也攜手製造了自己時代的怪獸。除惡既不能務盡，我們只得「紀惡以為戒」。歷史的創造總也開脫不了怪獸般的記憶和想象，在舊時代如是，在新世紀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