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Allegories）之於思想的界域，就像廢墟之於事物的界域。——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德國悲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我在此的論述並非基於清楚的意識形態，而是基於我所謂的「隱性的社會知識」，基於那些驅動人們、但人們不甚了解的東西，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驅使的，還有基於使真的事物為真、正常的事物為正常的因素，以及，最重要的，基於那些使道德分野具有政治勢力的因素。我將隱性的社會知識視為本質上是無法清楚說明，而且是透過影像（imageric）來傳達的，這是以不透過論述的方式來了解社會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而當我試著了解歷史與記憶在此知識建構中互相牽動的某些面向時，我想提出一些問題，涉及特定歷史事件——確切地說，特別是征服和殖民這些政治事件——如何在當代巫醫的整套作法中變得客體化，成為具有魔法力量的意象，足以招致和紓解人們的苦難。1
在此，我並不是指某種單純的、或有些人會稱為以歷史觀點構思的因果式時間連續起著作用；也不是指最初歐洲征服新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庶民傳統中形成的固定的影像，其在很久之後的今日浮顯，例如在巫醫療癒儀式中。確切而言，我認為在現今描述過去，這當中似乎有著比這種因果式的連續模式所預設的更有趣且複雜的恰當選項，而且這種選項在意義和感受上是適切的。當然，運用沿用自過去或參照到過去、能夠賦予魔力的影像，這恰可以教導我們某些重要的東西，關於這個選項以及它為何如此適切。
希薇雅．波芬珊（Silvia Bovenschen）在分析當代歐洲女性主義再度關注巫婆神話時，提出這樣的論點：這個形象的再度浮現所說明的比較不是歷史學者對巫婆及其迫害的知識，卻是巫婆的形象和今日女性個人經歷之間更直接的「先於概念」（preconceptual）的關係。2她指出：對過去的這種經驗式援用有別於專業史學家假設的一貫作法，因為這種援用結合了歷史和社會的幻想，這些幻想意識到並未檯面化的禁忌形象。藉由轉而援引這般的形象，人們思索它們的象徵性潛能，以實現他們對從這種痛苦中解脫的冀望。與此相關的是這番主張：以政治和精神的壓迫來遏抑經驗，這足以繼而導致某種過程，其中，那番經驗被解放、重新復甦，而且人們會透過神話和神話影像而意識到。或許可以如此主張：歐洲人對「原始」（primitive）社會的征服以及透過殖民而使這些社會的宗教解體，其中也都涉及這個過程。於是這些宗教所遺留的「片段」並非見證傳統的堅韌不拔，一如歷史主義者會主張的。相反地，它們是神話影像，反映並濃縮了對征服史的經驗式援用，因為那段歷史被視為塑造了關於現在的希望和磨難的類比與結構性的呼應。波芬珊注意到，對過去的那種援用駁斥了編年紀事和歷史的精確，因此乃是不按時序而且悖理的，她遂引用班雅明的話來強調這種援用具有的救贖作用：「過往本身承載著某種暫時的印記，人們透過它而將過往關連到救贖。在之前的幾個世代和目前這個世代之間，存在著某種祕密協議。」3
但必然地，即使這項祕密協議具有彌賽亞式的承諾，它也會遭到衝突所波及。確實，班雅明在這樣的衝突中找到對他而言最佳的革命實踐場域，因為（一如在他的〈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他相信正是在此，歷史透過在某個危機時刻出人意表地閃現的某個影像而在記憶中浮顯；而異議的政治勢力也是在此進行抗爭。
以歷史觀點說明過去，這並不是指以過去「在從前的原樣」來加以認識（朗柯（Ranke））。這是指，當記憶在某個危險的時刻閃現，即加以捕捉。唯物史觀想要保持關於過去的那個影像，它在人類眼中，意外地顯現為是在某個危險時刻被歷史揀選的。這番危險同時影響傳統的內容及其接收者。這兩者都遭到這個威脅所籠罩：可能淪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在每個時代，都必須做出新的嘗試，奮力地將傳統從有凌駕傳統之勢的因襲態度中抽離。彌賽亞不只以救贖者的姿態降臨，也是為了弭平反基督分子。唯有那個史家將持續足以在過去裡激起希望的火花，而這位史家堅信，即使他獲勝，死者也難逃敵人的魔掌。而這個敵人依然屢戰屢勝。4
班雅明激進地針砭直到當時仍然很少被探索的政治控制區塊，他當時也極力勸說馬克思主義同僚們更深刻思索自身對彌賽亞式歷史觀的潛在信念、有意識地正視那番信念，並在建構和解構政治意識以及政治行動的意志之際，為他們本身的整個行動而考量到社會經驗、影像和心境。如果換個方式來說，這是指出他並未對於在論辯、遑論階級抗爭中獲勝的相關事實和資訊具有高度的信心，卻了解到是在吾人較沒有意識到的影像界域以及庶民想像中的夢世界，有必要採取行動。「說服人相信，這是不透過概念的征服」，他寫道。而如果法西斯主義者那時願意並相當足以善用這些夢想，那並不是指神話和幻想必須是反動的。全然相反——左派在之前早已放棄了這個應該奮戰的場域，其影像也包含了馬克思式辯證所耕耘的土壤所能滋養和蘊生的革命種子。
他當時提倡的是透過運用他所謂的「辯證式影像」的某種寫實技巧，這是個晦澀但令人信服的概念，最好只用於舉例而不必深入解釋 ; 這就是他的朋友阿多諾（Theodor Adorno）所謂的「透過其費解的形式令人震懾，並由此促動思考的畫謎（picture-puzzle）。」當然，弗洛伊德（Freud）談論夢的意象的顯性內容，而且如果班雅明是被明顯的、而非潛藏的層次吸引，那是由於這樣的影像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的方式，及其搖撼吾人對依循既有事物秩序的現實觀念的方式，透過混合種種解構式的不按時序的謀略，於現在彌補過去。然而，有別於當今的「解構」模式，這裡的目的是從各種不同的未來之可能所開啟的縫隙中，促進建構新形態的社會生活，在那些可能的未來，原本被隱藏或遺忘的與過往的連結透過並置影像而展露出來，就像在蒙太奇（montage）技術的情形——班雅明也認為這項技術極為重要。確實，史坦利．米榭爾（Stanley Mitchell）告訴我們：「班雅明最後將蒙太奇，也就是將不相似的事物之間無限的、突兀或潛在的關聯加以捕捉的能力，視為在科技時代裡，藝術想像的主要構成原理。」5
這引導我們了解到，「辯證的影像」本身即為蒙太奇，既捕捉上述介於不相似事物之間的關聯，也捕捉藉此而捕捉到的東西。
從班雅明舉的例子，一如從他的〈單向街〉（One Way Street），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影像是作者創造的，但也是業已形成或已經部分地形成的，所謂的潛伏在一般人的想像世界中，等待著辯證影像的創造者（imagician）其魔杖的巧妙點觸——頗像維克多．透納（Victor Turner）對非洲中部草藥醫生和療癒者的描述，他們用扁斧削砍選定的樹的樹皮，而激發物質含有的沉寂力量，這物質已經在那裡，等候魔法師觸動，重建原本斷裂的關聯。
班雅明的這段文字貼切地傳達出這個由行動者對某個已經準備好被啟動的東西作出處置的這個概念：「意見之於社會存在的巨型機器，好比油之於機械：吾人並不會去把油倒在渦輪上面，而是將一點點油抹在隱藏的軸和接合處——吾人必須知道這些接合處在哪裡。」6
但吾人如何知道呢？
1 幾年來，本文作者一直致力撰寫殖民主義的某種在地史、薩滿教（shamanism），以及未開化之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作者本身和南美的哥倫比亞西南部的普吐馬由河（Putumayo River）的亞馬遜河上游—安地斯山丘地區的巫醫及其病人一同生活，並向他們學習。他在1972年初次探訪該地區。從那時起，除了1973年之外，他每年都回到那裡。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供的一項補助使他得以在那裡渡過1975和1976年的大部分時間，國立人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並提供他在1980年全年籌備一本書，關於殖民主義在醫療魔法中的具體化。作者基於這些素材發表了一篇縮短的綜合描述：〈哥倫比亞西南部的民俗療法及征服之結構〉（Folk Heal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quest in Southwest Colombia），《拉丁美洲民俗學報》（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Lore）6:2 (1980)，頁217–78。
2 Silvia Bovenschen, “The Contemporary Witch, the Historical Witch and the Witch Myth: The Witch Subject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and Object of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New German Critique 15 (Fall, 1978), 83–119; p. 84.
3 同前註。
4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5 Stanley Mitchell, “Introduction,” in Understanding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rans. Anna Bostock (New York, 1983), p. xiii.
6 Benjamin, “One Way Street,” in One 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I979),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