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歐．里奇 Mario Rizzi
我們該如何煮「麻油雞」？
文．攝影│高子衿
3月初曾於台灣短暫停留的義大利藝術家馬立歐． 里奇（Mario Rizzi），是將在9月登場的台北雙年展的參展藝術家。為因應本屆雙年展關注現今由於全球化而帶來的混亂狀態，以及不侷限於美術館的展覽場域，此次雙年展委託參展藝術家盡量創作新作品，並以台北（台灣）為靈感，重新思考，由真實的空間中，有機整合回應的能力，里奇即為先行來台找尋適合的素材，並在台灣就地創作的藝術家之一。
義大利藝術家馬立歐．里奇（Mario Rizzi）在歐美的展覽資歷豐富，曾獲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所舉辦第七屆「沙迦雙年展」（Sharjah Biennial）的最佳藝術家獎，近日亦獲選參加第58屆「柏林影展」（Internationale Filmfestspiele Berlin）。他的作品主要關注在不同文化與價值下的個人故事，沒有任何附加的裝飾或美學，因為他認為，有時真實的人生比小說還要具有故事性，單一的身體負載了個別的歷史脈絡，可被視為某種集合事件的物體。
里奇的作品因為題材常被認為帶有政治批判的立場，然而實際上，在某些社會議題已經發展到過於複雜的程度，或是擁有對於人心太深沉的影響時，往往會轉變成政治上與心理上的禁忌，以致於普通語言的表達方式不敷使用，或是不願碰觸，因此他的行進路線並非強調關於國家狀態或身分認同的符號，而是創作的行為與過程，換句話說，那些由不易釐清的面向所組構成難以觸碰的空間，正是里奇認為藝術可以施力之處，也可能因為藝術的介入，而帶來溫暖人心的力量。
在台期間，里奇受台北藝術大學之邀，將過去的創作計畫，做了一個公開的介紹，演講的題目為「麻油雞」（How to cook in different countries?）帶有令人摸不著頭緒的風格，讓觀者產生想像和質疑，保留了模糊的空間。里奇開頭講了一個虛構的故事：台灣婆婆和外籍新娘，因為對坐月子時要吃麻油雞補身這樣的台灣傳統習俗，在想法上有所歧異，而外籍媳婦卻又未曾有機會學過表達抗拒、拒絕的語言，只好採行拒食的方式，未料最後卻餓死……從這個不幸的例子，里奇帶出作品中，往往藉由日常生活的物件或是經驗，再現當中所濃縮暗含的政治、社會與經濟議題。
此次來台，里奇主要走訪了台北和高雄尋找合適的拍攝對象，也希望找到關注相同議題的（電影）工作者，在內容和技術上予以合作。里奇自承不喜歡在藝術計畫尚未完成之前，談論關於創作的構想，他認為藝術家並非科學家或人類學家，不需要遵照任何既定的程序，故而希望觀眾能從最後完成的作品去得知他的想法，以各自的方法去對話，「我想的是如何走得更遠、讓觀眾思考甚至覺得有趣，因此我會選擇可能擁有不同思索層次的故事，不同的觀眾則可以選擇他們想要停止的地方。」

馬立歐．里奇（Mario Rizzi）攝於台北。

里奇：
我只對尋常人物生活的親密詩意時刻有興趣
採訪整理│高子衿   圖│ Mario Rizzi
01
問　之前的作品偏向讓民眾成為作品，並採用多種交換過程的方式，為何在2000年後轉為使用影片–非直接性的記錄日常生活？
答　不過脈絡都還是沒有變啊（笑），作品還是聚焦在人與人的關係之間，一方面，我想用徒手拍攝的方式，強調做為藝術家或是對於作品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我一直也想藉由我的影片來討論何為紀錄片這樣的議題，例如在《impermanent》片中，我並沒有說任何一句旁白，只讓主角闡述自己的人生，我想嘗試探索藝術家或是藝術形式的極限，想知道問題背後暗藏了什麼，還有自己對於這些議題的責任感。
02
問　那你現在對於紀錄片，是否已經有了些許看法？
答　紀錄片的風格和方法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可以找到基於不同類型紀錄片的不同方法，卻很難找到紀錄片的定義，也就是說，除了一些特有的影像和聲音表達傳統外，並沒有什麼是、什麼不是的劃分，紀錄片不一定是寫實的，紀實手法也不一定為紀錄片所專有，然而，它永遠會以自己特殊的視角和方法去觀察、描述這個世界，既關懷社會的弱勢群體，也會對於今日社會飛速的變遷投注關心，核心在於維護非虛構事件的真實性。
《impermanent》．2007。拍攝一位現居於Lifta的96歲醫生自述他一生的生活，Lifta原為巴勒斯坦屬地，但今被畫為以色列的領土，里奇認為在醫生的言談當中充滿永恆的無歸屬感，此亦為獲選參加第58屆柏林影展之作。
《They tell me I am sick but I function good》．1999。里奇給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患每人一台即可拍相機，有些人丟掉、賣掉，甚至偷別人的相機，但也有人拍出投射自我想望的影像。圖中將臉埋入雪中的女生，擁有自殘的病史，無時無刻都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03
問　你如何看待拍攝者和被拍攝對象可能存在的不平衡關係？以及作者在作品中所佔據的權力位置？
答　在拍攝影片中，拍攝者和被拍攝對象之間存有一種互相為用的關係，但通常這會是一種偏向拍攝者的不平衡關係，所以首先，我一定會取得被拍攝對象的同意，並善盡保護被拍攝對象的責任，其次，為避免我僅是以知識分子的角色來挪用弱勢論述，所以對於我自己的位置，我會時常自我提醒，並傾向一種比較綜合與多層次的分析，注意歷史和社會時空對於生存狀況甚至是論述生成的可能影響，另外，為了不輕易取代他者的發言位置，或是將他者奇觀浪漫化，我會以倫理學的作法打破認識論，也就是說，不能只重視知識，而是聆聽他者，並將之視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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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吳爾芙（Janet Wolff）曾指出「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平等地流動的這種看法本身只是一種欺騙，因為並非人人都擁有通向公路的門徑。」你在《藝術讓它發生》（Art Makes It Happen）的作品中，選了一對幸運的男女，協助他們結婚並取得在歐盟的永久居留權，是否有其他類似情況的人求助於你？對於他們將你的作品視為一種另類且有效的移民方法，你如何看待？
答　的確，這個作品在當時引起許多迴響，因為男主角原先在歐盟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人，為什麼他可以獲得這個權利結婚？其他沒有身分的人為什麼不能？許多人都問我這樣的問題。然而，對我來說，重點不在解決這些問題，我所關心的部分也超越這些問題，因為我是個藝術家，我的責任，在於發現問題、接觸問題，我不是社工，要很清楚自己要談的事和談論的方式。
不諱言的，以政治、社會議題為題材的藝術作品，時常受到同時來自藝術和社會運動兩個不同領域的質疑，一方面認為討論這些議題可能會落於權力的運作之中，使得藝術家的自主性受到妥協；另一方面，則認為藝術的改造能力有限，因而可能變成知識分子的一場遊戲，或是道德感的替代性彰顯，但我覺得，藝術的入世行動並不表示我們必須選邊站，也不必犧牲藝術的獨立性，雖然我們無法提供直接而實際層次的改革行動，但象徵性行動很多時候往往更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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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因為小人物的故事在你的作品中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如何挑選合適的主角或故事也成為左右作品成果的重要因素，你覺得這樣尋找的過程對你來說是否是困難的？
答　的確是困難的，因為我對於將會處理什麼故事往往無法預知或是掌握，或者是我找到但對方不願意講，或者是他願意說但故事不夠好，但我覺得我是幸運的，直到現在我總是能夠及時找到合適的素材，例如這一次到台灣來，一方面我會說還不知道要做什麼，另一方面，我碰到人們，也和他們有了連繫，我只能說如果你在尋找某物，總是會有某事發生，帶領你往對的方向行走，問題就在於你行不行動，就像台北孔廟外的三隻石雕猴子，牠們擺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的姿態，選擇不去接受某些事情，如果你選擇做某事，還有一半做對的機率，如果不做什麼，必然的，你就一定會錯過它，創作對我來說是一種行走的方式，我覺得許多事先否定的限制，都是不能走遠的藉口。
此外，藝術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溝通，我比我實際外表給人的感覺還要害羞，所以藝術變成一個橋樑，因為作品，我才會在街頭上與陌生的人們交談，也是在創作過程的連接當中，發現日常生活原來存有許多令人驚訝的事物，也就是說，我不創造作品，我也是作品的一部分，是藝術讓我能去做這些事情。
06
問　你有什麼時常使用或是特別的事前準備方式嗎？
答　每個地方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網路是我很依賴的工具，我總是要先知道對於某一個文化什麼是重要的，或是當中細微的差別；另一方面，當我到某地時，我都會盡量租房子（而非旅館）來住，不論是丟垃圾的時間，或是在超市買到不能食用的東西，都因此能從當地人們的身上學到他們的生活。總之，我選擇先專心了解每個人不同的位置，然後再創造我自己的位置。
07
問　談到關於你的位置，你覺得過往非藝術科系出身的背景，是否給予你對於藝術創作不同的看法？
答　在現今，許多藝術家不再產自藝術學院，也因為這些越界和輸入，使得藝術生產蒙受極大的益處，這就像是單一和多元社會的差異，前者是極為無菌而不結果實的。在從事商業攝影工作之前，我唸的是心理學，我認為這部分的知識和對待人們與他們故事的態度，非常明顯地在我的作品中顯現出來，而我其實也仍處於這樣的環境當中，它是一個過程，每一個我遇到的人，或是每一位合作的策展人和藝術家，都為它增加了一些。
至於位置，在作品中我會選擇關照兩方的觀點，而非僅有一方的說法，所以，我試圖不去談論有關義大利的事情，因為我在那裡出生、受教育，我會對義大利有某種想法，所以無法用一種客觀的態度介入，但如果是處理外國的議題，對我而言，就比較容易能夠客觀，因為我是從外邊來，以東拐西鑽的腳步才可能走出城市／國家空間的疆界劃定，也才能走出更為多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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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可以請你談談在義大利處理類似議題的藝術家嗎？
答　在義大利，像我這樣創作的藝術家是相當少見的，大概是因為我擁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又或是我居住過許多國家：荷蘭、德國、芬蘭等，所以當我再次回到義大利時，我已經有了自我對於創作或是異文化的想法；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義大利是個擁有悠久（藝術）歷史傳統的國家，在某方面來說，也是沉重的包袱。所以，往往都是要來自像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利亞這些地方的藝術家，才會觸及這方面的議題，如果今天在義大利看到這樣的創作，多半是因為他們聽說這是政治正確或是流行的風潮，一旦基於這樣心態，作品呈現的內容就會相對的貧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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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在某些作品中，即便是相當殘酷的處境、悲哀的事情，為何你會選擇以一種緩和、間接甚至帶有些溫暖的方式處理？而不使用最直接有衝擊力的影像？
答　我的作品絕非文件紀錄或是政治宣言，也並非試圖去取悅或是對任何人無禮，我對於直接而恐怖的影像並沒有興趣，因為我認為那只能通向恐懼，我只對於普通人們生活中的親密、詩意時刻有興趣，為什麼？因為那即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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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當你介入其他民族國家的政治、社會議題時，是否曾擔心無法切入最深層的問題本身？
答　關於我自己作品的品質或深度，以及包容力的寬廣，並非是我能夠評斷的，但時常某一個情況的真相會是從外部而來，就像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過的，魚是唯一不能談及有關於水的生物，因為牠生活在水中，而無法察覺水的存在。因為身處於同一個環境中，是否因此對於人們的感官產生麻醉性效果？又或是越出界線，會不會因此比較能包容也比較靈活地思考問題，進而造就一種反省的距離與高度？在現今人們普遍擁有往來異地經驗的生活中，也許我們應該開始認真思考有關於外邊思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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